北大车协创始人谈车协走过的路 我在车协的岁月主要集中在刚成立时的两年，在后来担任理事长期间，绝大部分工作都是李春完成的。在北大成立一个社团，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10个发起人、健全的组织结构和社团章程都很容易，难的是凝聚一批真正志同道合的协会核心。我要真诚地感谢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其实不是自行车运动爱好者，但是为了车协的成立，他们都在车协的发起章程上成了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更准确地说是支持者），并且每人为车协赞助了5元钱的会费。虽然他们后来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车协，但却为车协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和发展方向。
1995年底，我的同班同学基本上全部离开了车协，他们的使命就是帮助我将协会弄起来，自然该功成身退了。在车协成立后的第一个半年里，曾经一度出现独自一人苦苦支撑的局面。在费尽周折后，新一届协会核心终于成立了，其中包括我的师兄刘江华（北大信管93级研究生）、刘荣红（北大信管93级本科生），以及原山鹰社装备部长李竞、中文系92级本科生黄河逊（这些人都在第二年开学后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协会），还有后来参加了京延考察团的黄良明（北大数学系95级直博生）、王艺（北大中文系94级本科生）、在宝洁奖领奖过程中认识的柳玉臻（北大地质系94级本科生），协会在聚散离合中敲定了去延安的计划，并开始全力实施。从一个简单的数据就可以看出协会创建初期的动荡，1996年，车协北京—延安考察团的正式成员有八个，其中只有我和王艺出席了95年11月18日在老地学楼召开的成立大会。
1996年正好赶上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在这种大背景下，车协的活动得到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再加上考察团成员在延安所做的踏踏实实的调查，使得考察团从延安回来后，立刻成为了当年度唯一没有老师带队的优秀考察团，同时在协会未满周岁时跨入了北大十佳优秀学生社团的行列。稍事休整后，协会又全力投入了北京—香港考察团的筹备工作，一部分老会员继续在协会中担任核心骨干，带起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协会会员，同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暑期考察团的筹备、选拔和集训制度，并开始试点协会的顾问机构和执行机构相脱离的新旧衔接体制。在踏上征途前夕，正式确定了第二任会长人选（根据李春后来对协会的贡献，我算是圆满完成了另外一半使命，毕竟，将一个社团带好只是其负责人职责和使命的一半）。虽然由于政治局势的影响，我们只到达了罗浮桥畔，但却为协会的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从深圳返回北京后，协会主席正式由李春接任，我退任为协会理事长，同时开始投入自己紧张的考研复习。即便如此，仍然会经常鬼使神差地来到曾经锻炼过的五四操场和一体操场，与协会的新生力量融合在一起，看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车协岁月。但是，老会员毕竟是老会员了，其能为协会所做的贡献也与以前有着很大的区别了，虽然在97到98年度的协会工作中，我们前两届的老会员曾经参与过协会的很多活动，但已经不可能事必躬亲了。从具体的协会工作到遥指江山，再到悄然隐退，现在所能做地就是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无愧于曾经有过的车协岁月。
在车协大家庭里生活了三年，感受确实很多很多，不仅有做事，还有做人。应该说，一代又一代车协人在发展和改造着车协的同时，也在受着车协的影响和改造。北大的社团文化确实值得每一个北大人用心去吸取，真正融入一个优秀的社团，它必将对你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同样，车协对很多人的影响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将是永恒的。在北大六年了，我参加过的协会只有一个，这大概与我做任何事都很执着、专一有关吧，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不想成为社会活动家的话，在搞好学习的同时融入多个社团是没有必要的，与其蜻蜓点水般地成为多个社团的成员，不如全身心地融入一个优秀的社团。
最后再说一说协会的发展吧。在逆境中，咬咬牙就走过来了，但是在顺境中，碰到的困难却往往要比逆境中艰险许多。正如登山，上山时虽然艰苦点，但往往只是皮肉之伤，出点汗，流点血也就登顶了。但是下山时，虽然春风得意，往往一不小心就一个跟头栽下去了，这时就有性命之忧了。登山如此，协会的发展也类似，就连社稷江山之类的事也惊人地相似，不是经常听说“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吗。因此，协会的发展虽然比以前顺畅多了，但是新一代车协人的责任和使命却比原来的车协人更大了。
记得牛顿说过“我之所以看起来比别人高大，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比较遗憾的是，我们老会员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起到肩膀的作用，这时就需要下一代会员踮起脚尖去弥补、去创新，知识的创新总是凭着不断地积累，即使是革命性的理论突破，也是长期知识积累因某种机缘而被清楚地意识并被完整表达出来的结果。我相信，只要车协文化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也会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这时再回过头来，我们将会非常自豪地说：我曾经是一个真正的车协人。
愿车协的魅力永恒！
－－－转自《行者》2000年刊－－车 协 情 事(康 小 明)
